研讨外卖骑手七年：一位社会学者的亏欠与自我重建｜专访孙萍

liukang20242周前 (04-14)吃瓜入口370

现在，依托途径算法的零工经济现已改动了一切人的日子。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都是不行忽视的作业人群。2020年，一篇关于外卖骑手生计窘境的报导引起社会颤动，成为当年极具代表性的媒体工作。四年后，越来越多人在作业中感到和外卖员类似的境况。

这场声浪中，彼时正敏捷兴起的外卖骑手的境况开端被更多人看见。相同变得可见的，还有我国社科院的学者孙萍。她是那篇文章中的受访学者之一。2020年，她还初入高校不久，是各种含义上的大学“青椒”（青年教师）。在外卖骑手实在进入大众视界之前，她重视这个团体现已有三年多的时刻。但，一向没有什么回音。

“我的脑门儿上像是贴着‘外卖骑手’四个大字。”在曩昔几年，每逢有人提起这个论题，孙萍总是不由得先自我调侃。好像是在周围人投来“刻板形象”之前，她要首先抵达那片战场，站定之后，才干让自己免于被外界的种种声浪推挤到那个方位。

外卖骑手并不是她重视的仅有团体。除此之外，她还触摸网约车司机、代驾员、直播途径主播等依托途径的“数字劳工”。孙萍坦言：“早在重视数字劳作这个范畴之前，我就有过心理准备，一旦开端这条路，就不要去想名和利，这些都和你不要紧。”

这些年，她简直见证了数字劳作这个范畴从起先学术界的边际议题，成为现在近乎“显学”的改动，她没有太琢磨过背面的推手，或许仅仅“风水轮流转”吧。那篇文章之后的四年，她继续拓展着郊野的广度与深度，把既往的郊野材料打散后从头安排，写成了这本体系性研讨外卖骑手的著作《过渡劳作》。

是什么让一位社科学者在现在的许多压力之下，仍勇于耐久地坚持做一个选题？以及在看到整体性转型叙事之下，个别的诸般无力与挣扎后，依然有不散失的热心和信仰？带着这些问题，咱们联络到了孙萍。咱们从四年前的那篇文章说起，谈到这些年她对零工趋势的调查，终究回到这一研讨议题之下更为深层的那个情感动因。

《过渡劳作：途径经济下的外卖骑手》，孙萍著，薄荷试验 | 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2024年7月。

比较于被算法分配的外卖骑手，孙萍在《过渡劳作》中企图描绘的是由“送外卖”延宕开的其时社会劳作出产方法的巨大改动。“过渡性”怎样成为现代人劳作的底子形状？以及这种“过渡性”又怎样实在影响了身处其间的每一位劳作者的生命叙事。它不只仅是关乎“被困”与“抵挡”的故事，更是关于个别生命进程与劳作的内部张力，乃至更为杂乱的个别与体系之间的互动联络。

四年之后的今日，“送外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境况。孙萍说，她在理论之外看到的是每个纠结于“能动性”与“被迫端”的一般人，仍在这种转型中不抛弃地建造着各自的详细日子。这是这些年她取得的力气的源头。

“只做尽力，不做苛求。”这是孙萍给这七年的复盘。

“整个社会好像都到了，等候一篇文章呈现的时分”

“一个在某个范畴制作了巨大价值的作业，为什么相同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的制作者？”

2020年，《外卖骑手，困在体系里》一文的刊发，将言论的焦点引向彼时国内正敏捷兴起的外卖作业。文章开篇抛出的这个问题促进人们与看似悠远的智能技能迎头相遇，弥散在言外之意的、对困于其间的他者乃至未来自己的忧虑，在彼时多数人没有有切身感触时，却显得分外明晰而激烈。在四年后的今日回看，这种忧虑正在一次次应验。

孙萍，香港中文大学传达学博士，现任我国社科院新闻与传达研讨所副研讨员，我国社科院大学新闻传达学院副教授、系主任。从事途径经济与数字劳作、性别、技能与社会开展等方向的研讨，长时刻追寻途径劳作者的作业开展与变迁。

孙萍是这篇文章的受访者之一。早在文章宣布的三年前，孙萍就留意到了这个团体。她对劳作形状的爱好从读博以来，继续至今。但当2019年，《人物》杂志记者曲折联络到她时，她依然觉得惊奇，没想到对方“怎样会重视到这个选题”，终究“这在其时是适当边际的”。

孙萍记住，那是在一个午后，大约12点多，接到电话时她还有些“昏昏沉沉的”，“不记住自己详细都说了什么”。对方在标明来意后，孙萍曾主张，假如真想写清楚这件事，最好的方法便是亲自去送一送外卖。“没想到，后来她真的去了。”

2020年之前，大众对外卖骑手的认知其实适当有限。在孙萍形象中，整个社会简直处于一种前期的“惯习培育”阶段，途径公司以价格战的方法敏捷扩张，顾客就被这样一种团体性的气气氛住着。但这种围住又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在2014年价格战顶峰期，新近的用户花很少的钱就能吃到一份适当不错的外卖；一起，第一批参加送外卖大军的人，也被以为是一群“勇于吃螃蟹”的人。他们被既往相对安稳的报答方法抛下，转而看中了短期的高收入。“其时骑手送一单比方10块钱，途径再补助10块钱，一单能挣20块钱。”外卖骑手收入过万的神话也是从那时开端撒播。

好景不长。2017年夏天，一条“3000元底薪行将消失”的信息在骑手间敏捷传达。“饿了么”收买“百度外卖”标志着这场“烧钱”价格战的结尾，越来越多配送途径开端评价出资报答比，逐步收拢商场。关于骑手而言，最直观的改动是他们从原先受途径直接办理，变为“以劳务外包”方法分配给第三方劳务差遣公司办理。这意味着骑手失去了与途径的劳作联络，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许多劳作保证权益。“跑外卖”成了实在含义上的打零工。

孙萍调研小组拍照的外卖骑手。（孙萍供图）

与劳作联络边际化相随同的，是劳作途径的隐身与劳作操控的浸透。孙萍解说说，曾经还有固定的工厂或许某种流水线，但现在，这些东西好像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不行见的技能体系，它把周边区域，乃至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大型工厂，个别仅仅络绎其间做一些活动性的作业。

换句话说，“活动自身成了一种作业”。参加其间的骑手无形中成了一场“无限游戏”的玩家，他们每一次出于“尽力”的测验，都在与算法的对话中埋下了之后更深度的自我操控的伏笔。这个进程中，作为劳作者的骑手被继续监控，经过计件定价。背面的算法看不见突至的暴雨、拥堵的电梯，也听不到电话另一端不耐烦的催单，更感触不到骑手压力的累积。

“骑手被当作一种能够继续出产价值的机器，而非具有个别化日子情境的人。”孙萍在书中写道。算法成了某种囚笼，而被囚其间的人乃至触碰不到能够对话、发泄不满的方针。在更深层的社会意识中，这种感触在逐步“破圈”。“整个社会好像都到了等候一篇文章呈现的时分。”孙萍回忆说，她起先彻底没有预料到那篇文章会引发如此广泛的评论，但现在回想，其间的确存在某种偶尔之下的必定性。

四年之后：更多作业“零工化”

四年之后的今日，“送外卖”正在成为更多人的境遇。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打零工的队伍。包含外卖员在内，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代驾员、直播和电商从业人员等，这些作业都随同着很强的灵敏性和不确定性。

在2023年头的一次揭露讲演中，孙萍曾说到，截止到现在（2023年1月），我国现已有2亿人口是灵敏用工人员。“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总共只需9亿的劳作人口。所以，这批人现已是十分巨大的一个团体。咱们傍边每4-5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是靠打零工活着。”

更为隐秘的是，除了咱们公认的“零工”品种外，更多作业正在实践含义上“被零工化”。聊到打零工时，我不由得和孙萍慨叹，觉得自己正在做的作业也是某种“零工”。正如途径方按单给外卖员计价，媒体也是在按篇给新闻从业者核算稿酬。孙萍笑称：“更类似的是，用工方都只购买了送一单外卖的时刻以及写一篇稿件的时刻，但都没有购买等单的时刻和准备一个选题的时刻。”也便是说，途径方现已抛弃了对“劳作力”的操控，转而想方设法操控“劳作”自身。这个进程中，用人方并不介意详细完结某项作业的人是谁，也不再强制规则劳作时刻和地址，而只介意终究的那个成果。

孙萍调研小组拍照的外卖骑手。（孙萍供图）

在孙萍看来，零工经济代表着当下劳作文明的一种整体性的转型。这个转型便是在宣告一个安稳年代的彻底完毕，它正以一种或鼓舞或强逼的方法，促进人们去接收这种过渡性。这种管控的“隐身化”包装了一种一般人能够自主挑选，自己决定在什么样的途径作业、什么时刻作业以及作业多久的假象。但劳作者被抛入的其实是一种愈加竞赛的、加快的、高效的劳作状况中，反而不知不觉中不断强逼着自我发挥能动性，终究导向了某种过度耗费。直到终究，断开或许就成了个别为数不多的权力。

与此一起，个人化的劳作方法还意味着个别要比以往承当更多的社会危险。孙萍解说说，在相应机制尚不健全时，这种脱离团体化的劳作方法暗示，个别在详细的劳作情境中或许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且无法得到及时有用的回复，然后堕入一种“碎片式无助”。由于个别正在变得越来越个人化，他们就不得不更严密地依托安排和组织，这也是为什么零作业业往往安排化和标准化程度更深的原因。

“个别被从传统出工业解放出来取得‘自在’的一起，也被抛在了零工经济的激流前而不得不依赖和求助于途径的安排化出产，并趁波逐浪。”孙萍在书中写道。这也一起意味着，由此产生的抵挡往往也充溢不确定，特别简单被打碎和浇灭。这些都让孙萍不止一次从头了解着狄更斯的那个闻名的结论——“或许这既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

走向抵挡，瞬间的主体性表达？

对立与抵挡耐久地存在。

2024年8月，杭州一名外卖骑手在午顶峰送餐时，不小心将绿化带护栏踩倒，随后被保安拦下。网络上撒播出骑手下跪的图片，此事再一次引发广泛评论。在孙萍看来，保安和骑手的对立折射出的其实是阶级的区隔化。“物业和房产公司需求宣告自己关于城市空间的占有权和办理权，这些权力经由商业化的包装和社区办理的运转逻辑，改动为一种高级性和优越性。而这种高级性和优越性往往又需求经过比照得到确证和出产。保安承当了进出人群的办理使命，也掌握着区别人群阶级的权力。”

在这起工作后续，这张骑手下跪的图片曾在当地骑手群内部传达开来。据现场视频显现，一些骑手接连前往事发地址，要求物业抱歉。孙萍也在继续重视着工作的开展，当谈到这次团体性的维权时，孙萍称这更接近于一种“瞬间的主体性表达”。到了下一个送餐顶峰，集合的骑手大多又都从头四散，在各自的手机端按时“上线”。

孙萍调研小组拍照的外卖骑手。（孙萍供图）

孙萍以为，这些都印证了在数字化语境下，工人的抵挡方法正在产生跨年代的革新。一百年前的厂房和机器等出产材料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可变、迭代、杂乱而悠远的算法体系。“其间最要害的是，出产工具现已不掌握在工人手中了。曾经工人的出产工具是机器，工人知道怎样操作，假如他不想干了，他能够挑选砸烂这台机器。但现在，出产工具变成了算法——既无法被砸烂，也无法被夺走。”

这种连接的松懈性在触及内部维权时，往往愈加露出要害。在郊野中，孙萍曾困惑，假如骑手对途径方的运营和办理不满意，是否能够联合起来宣布意见，从而影响途径方方针的拟定？但在实践调查中，状况并不达观。

即使骑手对立声响很大，途径的招工和派单方针也简直很难被影响。孙萍发现，这种途径化的用工方法自身就在削弱劳作者的声响。她提示说，任何联合枢纽的构成都需求团体性的阅历和回忆。但在外卖用工中，传统劳作场景下固定的作业场所、团体宿舍、团体业余活动都不复存在，奔走在街头巷尾的骑手互相互不影响。从这个视点而言，送外卖是一项“孤单作业”。

调研期间，北京向阳双井站点的一名站长曾向孙萍泄漏，地点站点半年内一切骑手都换了一遍。“没有一个曾经知道的，都走了。新进来的多，弄得我一向叫不上姓名，也分不清谁是谁。”

此外，用工方法的不断细化也加深着骑手内部的隔膜。以“乐跑”的呈现为例，途径方出于统筹劳作力的考虑，曾一度鼓舞原先的“众包”骑手转型“乐跑”，许诺更高的单量和收入，但与此一起，挑选转型的骑手需求让渡的则是紧缩的客单价、更少的权力以及愈加受限的劳作时刻。（编者注：乐跑和众包，是外卖的两种不同的作业方法。其间，乐跑关于骑手的要求会更高一些，一般关于在线时长、配送奇数、按时率、投诉率等都有相应的要求。而众包关于骑手来说，则更自在一些。骑手能够自行接单，没有在线时长和配送奇数的要求。乐跑更适合于全职或时刻富余的骑手，而众包则更适合于兼职骑手。）

骑手中，坚持干“众包”的气愤“乐跑”的变节，以为这是一种“狗腿子”的体现。旧日的工友转瞬成了竞赛对手。孙萍慨叹：“这些在既往的途径劳作中都没有被充沛评论。”必定程度上，操控方法的改动的确无形中分裂着工人内部的联合，其终究稳固的是办理者的操控方位。

从“算法囚笼”到“过渡劳作”：在操控与抵挡的逻辑之外

这本书开端的姓名并不是“过渡劳作”。

孙萍回忆说，2020年的那篇文章不只让外卖员的境况被看见，也的确让她的研讨变得可见。稿件宣布后，接连有出书社联络她，沟通后续的出书方案。几番沟通之后，她终究与其间一家达到出书协议，而其时这本尚在雏形中的书还被叫作“算法囚笼”。

跟着研讨的推动，孙萍发现不论是其时的媒体报导标题仍是“算法囚笼”，都不足以完整地描绘外卖员这个团体的生计状况，更重要的是，“困守”与“被囚”并不是她所触摸的那些鲜活的零工劳作者们仅有的生命故事。

采访中，当咱们聊到零工经济下，途径方和办理方怎样经过管控方法的革新深层次地消解工人维权的或许性时，我不由得问询孙萍，这些剖析是否会让她堕入某种“无力感”？是否在不远的将来，咱们只能寄期望于某种自上而下的变革来保护自身的权益？

“不会。”孙萍的回复很快，乃至带着某种无法言明的笃定。孙萍以为，现在间隔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操控与抵挡”的剖析结构现已曩昔了快两百年，这套结构的确有丰厚的理论沉积，但长时刻以来它让咱们只见劳作不见日子。关于当下的零工劳作者而言，日子与劳作、出产与再出产从未如此严密的绑缚。这其间除了操控，还有千千万万嵌入其间的、实在的数字劳工。正如这本书的导论中所提，她期望这是“一部关于劳作者的书写”，而不是“关于操控的申述”。

孙萍调研小组拍照的外卖骑手。（孙萍供图）

从“算法囚笼”到“过渡劳作”，这背面是一种明显的视角改动。在郊野的后期，孙萍常常纠结于劳作的“能动性”与“被迫端”。这些来去匆匆的外卖骑手是过渡劳作最直观的形象，劳作的过渡性一方面含糊了他们对未来的规划，但另一方面也的确实确添加着他们关于掌握当下和自动投入的活跃性。

孙萍曾触摸过一群特别的“小白骑手”，他们的家族或亲人患有白血病和相关病症。这些骑手经过使用这种“过渡性”，一边照料家人、一边保持生计，一起经过灵敏转化身份来获取必定的社会资源。

此外，在男性占多数的外卖作业，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女骑手参加，零工劳作的商场化正在对家庭范畴构成虹吸效应，特别为三四线城市及县域女人供给了争夺权益相等的途径。女骑手们也在实践跑单中探究着一种有别于以男性为主导的骑手社群的内部联合方法。“当旗鼓适当的技能性推翻变得越来越不行能，奋斗的方法也清楚明了地由‘损坏重建’变为‘洽谈使用’。”

这些实践中藏着逾越既往二元理论结构的或许性。而在现在这样一个议论含义自身变得好不简单的时期，孙萍觉得她也从这些外卖骑手身上看到了一个答案：“他们在不确定中、在过渡中怎样抓住时机、描写日子的经历与勇气。” 孙萍说，这是她从郊野中取得的力气。

怎样在继续与实际相遇的进程中一向保有信仰，这是这次采访中咱们最想和孙萍沟通的问题。

怎样免于走入郊野后的“无含义感”：只做尽力，不做苛求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与孙萍的对话：

新京报：这本书出来后，有什么让你形象深入的读者反应吗？

孙萍：在这本书正式出书之前，我曾把这本书给了几个外卖骑手看。他们读得很细心，还指出了几处只需外卖骑手才干看出的过错。比方，有骑手反映A点到B点的间隔肯定不止20多公里，咱们常常跑这段，至少超越30公里；还有说电瓶电池应该是75毫安，不是65毫安，咱们常常买这种电瓶太清楚了；账户扣掉2万不是负18万，应该是负22万……比方这些，让我十分惊奇，回头想来，好像也只需他们能看出这些过错。

有位闪送骑手还在我的小红书账号留言，他说自己在往常送单之外很喜欢看书，但他觉得这本书原价太贵了，问询是否有人出二手书。我看到之后很慨叹，就联络他想送一本。可是途径审阅是不支撑途径外的私家联络的，手机微信号都会被屏蔽。所以那个骑手就在路旁边摘鸡毛信子草，手机号一般总共11位，他就拍了11张相片。他说：“孙教师，你按次序数一数每张相片里的信子数量，就代表着这一位上的详细数字。”

骑手发给孙萍的鸡毛信子草相片。（孙萍供图）

新京报：这不正是一次实在的数字反抗？

孙萍：是啊，我其时看了就很有感触。真的便是“劳作人民的才智”（笑）。

新京报：2020年的那篇文章让彼时千千万万的外卖员的境况得已被看见。某种程度来说，它也让你的研讨被看见了。但其实你对这一团体的研讨早在2017年就开端了，开端是怎样重视到这个团体的？

孙萍：现在回头看，这个选题有很大的偶尔性。博士期间，我的论文重视的是中小企业中的“码农”。他们是一群常识劳作者，但其间也存在重复性很高的克扣式的作业，虽然触及到“编程”好像很巨大上，但实则有适当许多的作业是“copy and paste”（仿制和张贴）。这引起了我的爱好，其时我国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数字大厦是怎样由这样一群极为一般、乃至许多是从专科结业的人力根底设施构成的？这直接引导我后来看到外卖员这个团体。

2017年，我刚刚博士结业回来作业，正好赶上我国互联网开展史上气势磅礴的那个时期。那时，北京的大街上有穿戴五颜六色衣服的送餐员，在飞驰疾驰，就像一道彩虹相同。但与此一起，每个人又紧盯着手机，每一步都需求和手机互动。他们的劳作和数字前言的联合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严密。

起先，我先去校园邻近的小饭馆，和骑手们谈天。其时百度外卖还活着的时分，我也去找过他们的底层架构师和算法数据工程师，他们一向在强调派单体系是多么精确，怎样用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来应对一起触发的、成百上千万量级的派单。这是一种太典型的算法化的劳作。不夸大地说，它简直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我的视界，我其时就觉得，要沿着这个方向深挖下去。我给自己立了一个flag（定下方针），要接连重视外卖骑手10年。

新京报：听闻你的确真的去送过外卖。可否谈谈来自郊野一线的感触？

孙萍：真到送外卖时，你会发现道路规划真的十分重要。特别在当新手骑手的前三个月，会分外难熬。这种感觉一向萦绕在我心头，我其实在许多城市都跑过外卖，关于每个当地来说，我都是那个新骑手。那种感觉便是，我哪都找不到。手头还不能超越三单，一旦超越就觉得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我常常一单一单送，最多也就一次接两单，并且进程中还需求时刻看地图。那些有经历的老骑手底子不需求看地图，他们清楚地知道详细到某个小区的某栋单元楼的朝向方位，只需做到这样，才是实在能赚钱的时分。

新京报：话说回来，其实在现在这样一个加快年代，能用7年的时刻继续聚集一件事、下决心继续在一个选题上深耕10年，这并不简单，更何况“青椒”学者还面对许多学术查核的压力。你采访了几百位骑手，去了全国的许多个城市，乃至也亲自下场去体会送外卖。在这本书的言外之意，牵动我的除了对这些骑手的境况描写，还有便是你交叉其间的个别化的生命感触。我很猎奇，这7年里，这个课题于你而言终究意味着什么？

孙萍：外卖郊野这7年，也见证了我从一个学术小白逐步生长的进程。早在重视数字劳作这个范畴之前，我就有过心理准备，一旦开端这条路，名和利都与你无关。我研讨的人既不是企业家，也不是政府官员，更不是什么“巨大上”的选题，而是眼皮靠近地皮的东西。这从学术资源的分配机制来看，并不占优。但开端无法压服我的便是，一个选题并不能由于它不占优、相对边际，就不重要。可巧的是，这些年，这好像变成了某种“显学”。许多人跟我反应说，他们觉得这个选题十分重要，它反映一种划年代的变迁。

电影《逆行人生》（2024）剧照。

那篇文章之后，我的研讨的确因而变得可见了。在和几家出书社沟经往后，终究选定了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的薄荷试验系列。我至今还记住，其时签约时，我和修改顾晓清定的标题是“算法囚笼”。但这些年，外卖作业的改动实在是太快了。我后来和研讨小组跑了全国的19个省份，每次去都有新的发现。

其实这些年间，劳作的安排化和办理化变得越来越精密。乃至超出咱们的料想。前几天，我又跑去和街上的骑手谈天，成果惊奇地发现骑手类别又多了两种——畅跑和驻店跑，这是我在书里还没来得及说到的。

坦白说，直到写完这本书，我依然有未解的问题。这群人终究会去往哪里？或许说，在零工经济敏捷推动的当下，咱们终将飘向何方？

新京报：在成书前，你其实现已零星地宣布过不少与外卖骑手相关的论文。这次专门写一本关于这个团体的书，有什么不同的考量？

孙萍：的确，写一本书和写一篇文章是彻底不同的思路。写作进程中，我防止许多学者“为了出一本书而出一本书”的主意，把已有的论文攒一攒。说实话，在成书之前，我其实写过十分多关于这个人群的研讨文章，这些加在一起的体量要比这本书还大。

但终究成书时，我底子是把过往一切的郊野材料打散，从头架构，这个进程是挺困难的。那段时刻感觉自己卯着一股劲，我没有想过写这本书要干嘛，更多是想给自己一个交待，更给这么多年承受我采访的这群人一个交待。我觉得，我欠他们的太多了。

新京报：你说到了“欠”，这是你完结这本书的那个原动力吗？

孙萍：能够这么说。其实说实话，我和我所采访过的这些外卖骑手是两个国际的人。我在大学作业，有安稳的经济来源，以及各种根底的保证，乃至由于研讨他们有了必定的社会名誉；而他们是一群来自四面八方、危在旦夕、明日或许都不知道在哪的团体。由于这本书，我能够得到外界的重视，取得媒体的采访时机，乃至有一些额定的收益，又或许在学术上被以为有必定成果，但他们得到了什么呢？这本书是我对他们所能给予的最底子的回馈。

新京报：我其实有些猎奇，当你以介入者的身份参加其间时，那段时刻，你也有被“困”住的感觉吗？

孙萍：我只需在跑单的时分能感触到那种失望，可是回头来，由于我的社会身份不同，这种焦虑感是暂时且时间短的。但这一提示咱们从另一视点看问题，这些骑手脱离跑单就不会被困了吗？或许也不是。他不被算法困住，也会被其他工作困住。比方他手停、脚停、口停，只需不动就没有任何收入，和困在算法中比较，你觉得他会怎样选？一切来跑外卖的人，都有一个肯定至上的利益方针，便是必定是来赚钱的，并且还需求挣快钱。

孙萍调研小组拍照的外卖骑手。（孙萍供图）

新京报：正如你在前面说到，研讨“劳作”是个适当沉重的范畴。不过在这本书的言外之意，我其实隐约读出了一种达观，或许说是一种“活跃”的力气感？

孙萍：（笑）没错！研讨劳作再不活跃点，每天还不得以泪洗面？之前也曾有人问过我，看到这么多无力而又暂时无法改动的问题，或许说一些实际的杂乱性后，会不会堕入某种“无含义感”。我细心回想了一下，这个进程中，我简直没有阅历过太多的“无含义感”。

这些年，我和许多更年青的一代沟通，发现其间有一些很奇妙的情感错位。整体而言，90后和00后这一代赶上了一个急速动乱的阶段，比较之下，80后或许依然阅历过某种高昂的气氛，仅仅这些年，感触才逐渐趋近了。这就使得前者作为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给自己的周边、乃至网络社会倾泻了太多的“含义感”，而我好像没有这种投入。

社会学讲“反身性”（Reflexivity），又或许说叫“间隔”（Distance）。便是说，咱们该怎样既置身其间，又置身事外。置身其间，是为了更精确地重视，以更恰当的方法描绘他们；置身事外，则是冷静地看到这个团体整体性的部分。大部分时分，我跳出的还算顺畅。虽然这期间，我也会有很无法的时分，比方有骑手打电话说自己又有某一单被扣钱了，期望我去和谐；又或许深夜上圈套，问我能不能协助找律师……我都尽或许地供给协助了。

乃至有些时分，我也会被骑手“骗”。我记住有一次，有位骑手打来电话说，店家诬蔑他偷餐，导致他在途径被封号。后来我去帮他和美团理论，调监控数据，成果发现这个骑手的确是偷餐了。是的，的确会有这样的状况。但这些不会改动我对这个团体整体性的观点，反而我会觉得，它丰厚了我对这一团体的立体感触。

说回更靠近地上的一些东西。这些年，探究社会兜底保证机制一向是我在测验做的工作。我曾向途径方主张，假如给一切骑手交社保依然有些困难，那老骑手呢？干了一段时刻且确有需求的人，途径能否供给相应支撑？他们内部也在进行测算，评价可行性。

这两年提出的新作业损伤险也不错，它绕开了劳作联络去谈社会保证，也是很好的测验，没有依照传统法律法规一刀切。包含其他还有些相关的考虑，比方女人劳作者晚间不要派太远的单之类的，也在修修补补。这是我期望尽力的方向，至于详细能到哪一步，我不做苛求。

是的，大约便是这样。只做尽力，不做苛求。

采写/申璐

修改/荷花

校正/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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